易学承传，时不我待

摘要：易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本文着重谈其成为核心的历史过程，本文提出其核心地位从汉代开始，至宋代完全形成，而至清代已经被认为是中华思想的总源头。易学自宋分为两派六宗，互相诘难，作者提出要抛弃门派之争，共同为易学发展而努力。与时俱进，服务当代，是当前易学发展的总趋势，本文亦就易学与经济发展的相关内容做了阐述。

《易经》为我中华民族群经之首，凝聚着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承载着中国人的大智大勇，是中国文化最具民族性的经典代表。易学文化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所体现的天人合一，与时俱进的思想永远指导我们的不断向前。下面笔者就易文化谈一点个人见解，不周之处请诸贤指正。

一、易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易学文化源远流长，产生于七千年前。易的产生年代一直是个有争议的话题，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产生于七千年前的伏羲时代。《汉书-艺文志》云：“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三圣”就是指创八卦的伏羲，演《周易》的文王和为《周易》作《传》的孔子。“三古”就是指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上古、中古和下古。此说提出之后虽有分歧，但是大致不差。此后诸子百家、两汉儒教、魏晋玄学到宋明理学，卷帙繁浩，汗牛充栋，无不以《易经》为元典，探精广义、贯穿始终。

秦火虽重，但易农之书存之；汉武尊儒，《周易》更是以其独具魅力的学术品格和渊深溥博的文化意蕴使之卓立于群经之上，被推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其后，历代学人无论何家何派，均对该书推崇备至，前后相续，研习不辍，形成了一条“极天地之渊蕴，尽人事之终始”的易学文化长河。此长河浸透于中华传统文化各个层面，这股文化之流“致广大而尽精微”，几乎渗透到古代哲学、史学、文学等各个方面，甚至“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授《易》以为说 ”（出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影响深广而巨大，是中国古代智慧最为杰出之代表，是中华文化之源之本之根，是哲学、是历史、是人学、是百科全书。发展至今，易文化蔚成大观，流传中国几千年，深入社会各界，影响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自汉代独尊儒术以来，中国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成为中国历史王朝统治国家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周易》做为“五经之首”在其中更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核心中的核心。历朝历代的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取所需，从其中寻找依据。在长期的传统社会时期，《周易》也成为历代帝王经邦济世的宝典。历代的政治家，军事家，所有的王公大臣，无不认真地研究它，从中汲取治理国家，安定社会，发展经济，保卫国家，提高社会伦理道德水平的思想营养。唐太宗时宰相虞世南甚至发出了“不知易，不可为将相”的呼声。纵观中国历史从秦汉至明清，没有哪个朝代不将《周易》奉为治世修身之奇书,安国经邦之宝典。秦火之时，《周易》以其独特的地位而得以幸存；汉武帝时期将《周易》列为五经博士之一，通晓儒家经典成为做官食禄的主要条件，儒学和政权紧密相连，从而确立了《周易》的学术及社会地位；唐玄宗天宝开科取士停《道德经》，加《周易》，老子在当时被李唐奉为祖宗，能以《周易》取而代之，可见《周易》之显赫地位；宋朝州县学校讲《周易》；元朝忽必烈取《周易》之中“乾元”之义，改国号为“元”；明太祖朱元璋亦把《周易》列为开科取士的定式。清圣祖康熙在《周易•折中•序》中说：“朕自弱龄留心经文，五十余年，未尝少辍”。《周易》之所以受到如此重视，是因为它提出了治国安邦的方略，蕴涵着古代思想家忧国忧民的政治思想，有利于崇德广业，增强民族团结，实施社会变革，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国家统一，促进社会发展。

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易经》被认为是五经之首，大道之源的呢？笔者认为应该是从汉代就开始了，原因在于秦火之后，易经独存，汉武独显儒家，而此时之儒家经典除易经外与其它学派经典一样都为损于秦火，这为易经占据理论之源的高度创造了非常好的外部条件，加之汉代儒派占据了统治地位，所以易学思想自然而然成了核心中的核心。到了宋代已经有了五经之源的说法，如杨亿称：“若乃《春秋》、《诗》、《书》、《礼》、《乐》犹五行之更用事，而《易》之为原。”可见，杨亿已将易作为群经之源了。程颢也说：“圣人用意深处，全在《系辞》，《诗》、《书》乃格言。”应该说《系辞》是《易经》的传，其地位本低于经，但是在程颢看来，即使如此，其地位也高于《诗经》、《书经》，并说《诗》《书》只是圣人的格言罢了，干脆无法与《系辞》来比，更不要说《易经》本身相比了。可见至宋代时《易经》已经成了群经之首，甚至是群经之源。所以宋代的学者及当时所形成的理学思想莫不以易为核心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同时宋代统治者也极其重视易学研究，清代学者朱彝尊在《易璇玑序》（（清、朱彝尊《曝书亭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年，第31页））中说：

宋之南渡，君臣多讲《易》，高宗召荆门朱震论《易》殿中，称旨除祠部员外郞，迁秘书少监，赐以告词，敷及《否》、《泰》之义。右相张浚入朝，亦《否》、《泰》二卦赐焉。于是浚及宰相李纲、李光、沈该皆著《易传》，而林儵、李授之、刘翔、郭伸、王义朝、都洁、彭与、王大宝、吴适、宋大明均以《易》义经进，或令秘书看详，或令有司给礼，或与堂除，或补上州文学。

  在这里可以看出，在宋代统治阶级已经把易学看作是显学了。其后历代以易为核心的观点未见大变。究其原因可能在于《易经》其所阐示的哲学思想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传统思维的主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这种印迹有些以文字的形式保存在有关著作中，这是有形可见的，而有些则以生活习惯、思维方式、性情意念的形式沉积在民族群体和每个人的身上，这是无形难见的。研究《易经》这门古老的学问，是从中寻求有价值的东西，也有助于人类当代文明建设，要使其中的优秀传统思想理念渗透到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中去。运用到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去。

二、易文化之“体用一源，显微无间”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说：“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机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面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至宋代时，易学已经形成“两源六宗”，且“互相攻驳”，可以说是千年以来烽烟迭起，争论不断，文人相轻是中国文化的最大悲哀处，尤以易学研究为重。

从历史上看，义理与象数之间的斗争中从无间断，至今已经有了各自的地盘，义理派自汉代以后就占据了上层社会，现在叫学院派；象数派则走下层路线，占据了广大的社会底层。其实笔者认为，义理与象数同为易学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都要认真地对待，认真研究。其实纵观古今易学学者，没有谁是单独研究一个方面而抛弃另一面的，即使是“尽扫象数”的王弼也是如此。如在释贲卦六二爻辞“贲其须”时，王弼有云：“得上者，是事之终始，无阴阳定位也”；“初、上者，体（按，谓卦体）之终始，事之先后也，故位无常分，事无常所，非可以阴阳定也”（《周易略例．辩位》）。此言一别卦的中间四爻，皆有阴位与阳位之分，唯独初、上两爻，因其分别代表卦体的始与终，蕴示物事与过程的先后或始终，且此类始终、先后无一定之常，所以没有阴阳之定位。此说言之成理，可谓自成一家之言。又如其注泰卦九三爻辞时有去：“乾本上也，坤本下也，而得泰者，降与升也。”注该卦六四爻辞进又有云：“乾乐上复，坤乐下复。”此外，正如刘大钧先生所指出的那样，王弼“亦取荀氏阴阳‘升’‘降’交通之说”（《周易概论》，齐鲁书社，1988年版177页）。

宋代大学者程颐是公认的义理派名家，但是他在其易学著作开篇中就提到“体用一源，显微无间”，那么这个“体”与“用”的关系是什么呢？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义理与象数的关系呢？笔者认为也未尝不可。可以说这个观点自宋后一直起到极为广泛的影响。在这此指导下，易学的“体”与“用”在中国的各个领域里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因为“易与天地准，而弥纶天地之道”。

到了清代，易学思想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甚至是思想发生的总源头，而且因其历经几千年的发展，被认为是无所不包的大学问。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四库全书》的编撰者这样写道：“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这是对《周易》学说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评价的中肯的评价了。与此同进也可以看到，编撰《四库全书》时代，中国已经开始重视“实学”的特点。在“无所不包”所具体例举的学科中，大多是“实学”，而形而上之道，则仅以“逮方外之炉火”一句带过。其中触及到而没有深究的问题，则在于指出所有学科门类“皆可援《易》以为说”。何为“援《易》”？如何“援《易》”？这就涉及“易道”的本真本然，或者说涉及如何理会“易道广大”之“大”。

当代学者也认识到了易学发展不可偏废，当代义理派名家金景芳先生说象数是易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吕绍纲先生更是提出“理数不二”，所以这也要求我们当代易学学者要抛弃门派之见，团结起来，共同为易学的传承发展做了新贡献。

三、正确运用易学服务于当今社会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类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按规律办事就会少犯错误，迎着正确的方向快速发展。“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预，就是计划，亦是对事物发展趋势、可能性、利弊的分析判断，做出趋利避害的正确选择。亚洲金融风暴、世界金融风暴警示我们世界经济形势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同样世间万事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面对诸多不确定性，我们唯一能确定就是加强计划性、加强预测性。把各种可能性都想到了，有了预案，就能以不变应万变。《易》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与发展智慧、人生哲学与财富哲学，是经过远古中国先民长期的生存发展实践总结，蕴涵着深刻的自然法则和朴素的和谐、辨证思想，依据事物之产生、发展、变化规律制定可行性计划，进行有效预测。

《易经》作为五经之首，三玄之冠，不仅给人以知识，而且给人以启迪，它所迸发出的亘古不泯的智慧之光，为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并深深地影响着现代人类。易经文化在中华文明中薪火相传，现在更是融入了世界文明连绵不绝的血脉。当此全党、全国、全民正为实现“十二五”计划，努力实现伟大祖国复兴的关键时刻，学好掌握《易经》精髓，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增强预见性、前瞻性，解决改革开放、发展建设中的矛盾、困难，具有现实意义、深远意义。在改革开放、中华复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重要历史时期，我们要加强对《易经》的研究和传播，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科学地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古为今用，吸取国学精粹与人文素养，把《易经》所诠释的“体”和“用”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为搞好经济社会建设服务。